一本書讓鄧小平震怒他斗膽觸碰中共死線

2025-07-15 | 來源: 金鍾 | 轉到微信 | 有0人參與評論 | 字體: 放大縮小 | 收藏 | 打印

如果問共產黨統治中國前六十年最大的劣跡是什麼？回答不是土改、鎮反、反右、文革、六四……而是一九五八年大躍進運動導致的三年大饑荒。為什麼？評估世上任何災難的嚴重程度只有一個至為重要的標尺，那就是人命的喪失。中共尤其是毛澤東獨裁時期，大規模政治運動不斷，每次運動造成的死亡人數，固然多少不一，都未超過“百萬”這個數量級，但是，三年大饑荒的死亡人數無論是官方透露和海內外各種研究成果，都達到“千萬”數量級。這數千萬人喪生的責任算在共產黨身上，有無根據？是否合理？

這就形成了對這場大饑荒兩個最根本的質疑：一、究竟餓死多少人？二、原因何在？

楊繼繩推翻官方對大饑荒的定性

讓我們先看看中共官方的回答。對饑荒死亡人數，若幹高幹說過一些概略的數字，但近五十年來，官方從未發布一個大饑荒的正式死亡數；對於饑荒原因卻有一個著名的提法。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《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》，這是一個權威的文件，在鄧小平主持下制定，主要為了應付當時黨內外的批毛浪潮。決議批判了五八年大躍進運動，指為嚴重的“左傾錯誤”。對於大饑荒的描述只有這樣一段話：

“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，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，我國國民經濟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發生嚴重困難，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。”

現在到了紀念“改革開放”三十年的時候。這三十年中，中共官方對大饑荒的上述一段話的定性，從未改變過（或者各屆領導人對此閉口不說）。換言之，對大饑荒，中共至今沒有改變毛時代的定性，名稱叫“三年困難時期”，原因有三：“大躍進的錯誤、自然災害、蘇聯背信棄義”，結局是“重大損失”。這個定性是抽象的、不負責任的、違反事實的。

但是，三十年來，中國有良知的學者，一直采取“你不給說法，我來給說法”的求實態度，對大饑荒作了不少研究，包括學者蔣正華、李南、金輝、曹樹基等，但這些大陸學者偏重於根據一些人口統計資料，作死亡人數的推算，而對饑荒原因、饑荒慘狀的分析顯得不足。直到楊繼繩在香港出版的巨著：《墓碑》，才給大饑荒研究樹起一座紀念碑。楊先生是北京被認為是黨內改革派喉舌的刊物《炎黃春秋》的副社長，曾是新華社資深記者，他為調查大饑荒真相，下了十年功夫。搜集大量翔實的資料，完全推翻了中共當局對大饑荒的定性。他認同“三千六百萬”的死亡數字。

"改革"總留有後門鄧小平在軍隊布置三線人馬

葉劍英:整肅四人幫我和鄧小平都做不來

鄧小平7次遭暗殺到底是誰想要他的命?

我的“大饑荒情結”由來已久

楊繼繩來港校閱書稿時，我曾和他見面，對他治學著述風格的樸實嚴謹留下清晰印象。我和他交換過研究大饑荒的情況，談到過八十年代在香港搜集大陸人口資料的往事。一九九九年我們出版《共產中國五十年》時，我曾簡單地回顧過我一九八四年被鄧小平點名批評的事。現在想來，有必要對此作一些比較詳細的交待，因為這並非個人的得失毀譽，而是有關中共大躍進政策的一個旁證。

我的“大饑荒情結”由來已久。和楊繼繩的家族遭遇不同，早在文革前，因從事水利技術工作，經常下鄉去水利工地與各地農民接觸。多次聽到那些貧下中農主動向我們訴說“困難時期”餓死人的情況，甚至有公社幹部說四清開“憶苦思甜會”，農民不憶舊社會的苦，反而憶共產黨大躍進之苦。一九六四年我曾去我的出生地湖南桃源三陽港一游，見到外婆家的老佃農諶家老大（我外祖父家是該鄉地主），拉著手告訴我，小時候記得的誰誰誰，一個二個地都餓死了。使我心裡十分震動。

後來，文革中批判彭德懷，看到他的材料深為他感到不平。文革中，我作為“四類”反黨份子挨批斗。從社會上大量負面材料中，終於看清了毛“反修批修”發動文革的本質，都與那場“大躍進”的失敗有關。心想有朝一日，能說話時，一定要揭露這“千古奇冤”。一個闖下彌天大禍的獨夫竟然還發動（文革）這麼大的運動，去打倒為老百姓說了兩句公道話的老戰友（彭德懷、劉少奇），且置於死地而後快，天下還有如此混帳的事嗎！

從大饑荒到文革，耳聞目睹，我的世界觀完全成熟，對毛和他的制度徹底幻滅。

因此，八O年來港，八一年進入新聞界（加入七十年代月刊做編輯）後，我的政論立場就是批毛不遺余力，留意相關數據。每逢遇到對毛恨之入骨的人，就像他鄉遇知己般的愉快。有一次《紅都風流錄》的作者夷叔老先生來香港，他是高級統戰對象，對毛知之甚深。他對我表示：共產黨老說“蚍蜉撼大樹，可笑不自量”，我撼不了大樹，也要剝他兩塊樹皮！